回忆·泪水·枕头

我叫美咲，十九岁，东京某大学的大一学生。暑假的第一天，我拖着行李箱回到了千叶的老家。那是一栋两层的一户建，红瓦白墙，院子里几株柿子树在夏日的微风中摇曳。推开玄关的门，木地板蜡和洗涤液的味道扑鼻而来，熟悉却冰冷。这栋房子，从来不是我的避风港，而是囚笼。“妈妈，我回来了。”我朝客厅喊，声音有些沙哑。妈妈从厨房探出头，围裙上沾着水渍，手里握着菜刀。她瞥了我一眼，点点头：“先把行李放好，累了就休息一下。”她的语气平静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，像一块冰冷的石头压在心头。我低声应了句“是”，拖着行李箱放在玄关角落，没急着整理。我脱下凉鞋，赤着脚，轻声说道：“我想回房间休息一下。”妈妈“嗯”了一声，刀在砧板上发出规律的“嗒嗒”声。我松了口气，逃也似的走上楼梯，木质台阶在脚下吱吱作响，像在低语我的不安。推开二楼房间的门，一切还是春天离家时的模样。单人床靠窗，蓝色床单平整得没有一丝褶皱；书桌上几本旧课本堆得整齐；墙角的衣柜门微微敞开，露出几件旧校服。房间被打扫得一尘不染，空气里弥漫着洗涤液的清香。我从背包里掏出分体式睡衣——白色短袖上衣和粉色睡裤，换上后，趴到床上，双手紧紧抱着枕头。枕套是新换的，散发着淡淡的化学香味。从小到大，这张床，这只枕头，见证了太多的泪水和疼痛。我和妈妈相依为命，她是我唯一的亲人，却也是我最恐惧的存在。她对我的要求近乎苛刻，任何微小的失误——忘了关灯、考试丢了一分、甚至拖鞋的声音太响——都会让她皱起眉头，然后我的屁股就会遭殃。小时候，我趴在她腿上，她用手打我。小学时换成了羽子板，木板的脆响和火辣的痛感让我开始害怕回家。初中时，她买了一双崭新的球鞋，专门用于惩罚，鞋底纹路深而硬，每一下都像烙铁烫在皮肤上。我升上高中之后，妈妈开始用皮带。那是条棕色的皮带，又宽又厚，挂在客厅墙上，像一柄悬在我头顶的剑。挨皮带时的姿势也有规定，我要趴在床上，把枕头垫在肚子下面，双腿分开六十度。妈妈每次都让我脱下裤子和内裤，赤裸着下身受罚。她从不让我报数，也从不说教，只是高高举起皮带，狠狠挥下。皮带的边缘扫过红肿的皮肤时，疼痛像电流窜遍全身，我如果忍不住扭动身体，就会被追加次数。每次打完，我都会像现在这个姿势，趴在床上，泪水浸湿枕头，彻夜难眠。最后一次挨打，是去东京读大学的前一晚。我忘了叠洗好的衣服，她让我摆好姿势，皮带落了三十多下。我咬着床单，告诉自己，这是最后一次。到了东京，我会开始新生活，摆脱这一切。我以为这一切都结束了。直到我听到上楼的脚步声。“美咲。”妈妈推开门，站在门口。我猛地坐起来，心跳如鼓。她手里握着那条棕色皮带，眼神冷得像冬天的海。我咽了口唾沫，声音颤抖：“妈妈……怎么了？”“你是不是忘了买东京的土特产？”她问，语气平静得可怕。我愣住了。脑海里闪过她一个月前的电话，她叮嘱我带点东京的点心回来，送给亲戚。我太忙，忘了。我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对不起，妈妈，我……我忘了。”泪水已经在我的眼眶里打转。我跪在床上，低头恳求：“妈妈，求您原谅我这一次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……”我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恐惧像藤蔓缠住心脏。我知道，她从不原谅。“衣服脱掉，摆好姿势。”她的声音强硬，像刀锋划过空气。我颤抖着脱下睡裤和内裤，叠好放在床边。我将枕头垫在肚子下面，慢慢趴下，脸贴着床单，屁股高高翘起，双腿分开六十度。熟悉的姿势，熟悉的恐惧。泪水不争气地滑落下来，滴在床单上。我咬紧嘴唇，告诉自己：忍住，忍住，别让妈妈更生气。第一下皮带落下来时，我全身一颤，疼得倒吸一口冷气。疼痛像火焰，从屁股蔓延到全身。我紧紧抓着床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