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民党的惩罚

凡是当过国民党兵的，没有一人不诅咒旧军队的专制与暴戾：“那哪儿是人过的日子？整天挨打受骂，人都打‘木’了。”

“兵是打出来的”，这是旧军官信奉的一条带兵“法则”。

挨打最多的时候是训练。

队列里，你没站正，当官的挥起胳膊就是一耳光。正步，你踢腿力量不够，当官的飞起就是一脚，踢在你腿上或屁股上。射击、刺杀、投弹训练，若达不到规定的标准，他要么挥起拳头打你几砣子，要么用手中的棍子朝你身上抽几棒。

对那些太笨的兵，实在教得不耐烦了，就罚。有时是罚站，让你站在一堵矮墙上，两手举起来，一站就是个把小时。有时是罚蹲，叫你两脚分开与肩同宽，两膝弯曲成直角，两臂向正前方平举，成“骑马蹲裆”式，一次少说也得蹲上半个小时。

几乎每一位国民党兵都有挨打的辛酸经历，“三拳两脚一个大耳光”，太寻常了，太家常便饭了，他们只记得那些重打。

原国民党第546团特务排士兵徐树礼，在越南河内时，一次站卫兵打了瞌睡，被查哨的副排长发现。副排长当即卸下徐树礼所持“七九”步枪上的刺刀，让徐树礼伸出左手，“啪、啪、啪”就是三下，打完就走。

徐树礼说：“刺刀是铁打的，手是肉长的，打上去痛啊，肿了好几天，真够受的！”

士兵站岗履行了职责，有时也要挨打。

该团1947年驻防吉林桦甸时，一天，来了一位穿便衣的人要见邓团长。团部特务排的卫兵见他穿戴虽然衣冠楚楚，但没穿军装，便把他挡在外面，要按规矩先向团部值班副官通报了再说。

来人大发雷霆。邓团长出来后，一面赔礼道歉，一面卸下卫兵的刺刀，当着来人的面，用刺刀把卫兵手板痛打了一顿。边打边骂：“妈个×的，你个不知高低的东西！”

事后，邓团长“埋怨”卫兵：“这些人，你得罪得起？”

怕卫兵不长“眼力”，邓团长又补充一句：“你看他穿的是啥衣裳？以后有派头的，你就得给我客气点！”

在国民党军队，打人、压迫人的，不仅仅是军官，军阀制度通行的“规矩”是一级侍候一级，一级压迫一级。团长、营长可以打连长，连长可以打排长，排长可以打班长，班长可以打士兵。士兵中又有老兵和新兵之分，新兵最倒霉，谁都可以欺负。

李继先在国民党第60军辎重团第1连当新兵时，一次，给一位姓蒋的班长打洗脚水，水端来后，班长把脚往盆里一伸，烫了，气得一蹦三尺高，飞起一脚将李继先踹倒，然后，把洗脚水泼到李继先身上，再用脚在李继先的胸、腹、腰、背上一阵乱踢。

还有集体挨打的。

国民党暂编第21师第2团在越南时，魏团长的收音机坏了。那时，收音机很金贵。团部胡副官将团部传达班12人全喊到院子里站成一列，然后逐一追问：“说！收音机是谁整坏的？”

12个兵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他，无一人吱声。没吱声是没吱声，心里都在嘀咕：“团长大人的房间，除了你们当副官的和团长贴身勤务兵，谁敢进？”

胡副官见没人说话，脸一沉，鼻孔一扇：“哼！不说？好，让大家都陪着你受罪！”亲自找来一根扁担，让全班人员一个个把手伸出来，从正副班长开始打，正副班长各打20扁担，其余士兵各打10扁担。

有一位叫刘金有的士兵是第9名，打到他时，扁担已经断了两根。胡副官下手之狠，士兵骨头之硬，都是难以想像的。

打完后，刘金有的手痛得好几天不能干活。老兵告诉他：“你挨打时，手掌是伸平的。应该放松肌肉，窝起手掌。”

旧军队的许多老兵，都有挨打时减轻痛苦的经验。令人悲哀的经验！

原国民党暂编第21师第3团机枪连士兵龙培，也有相似的挨打经历。

那是个星期天，大扫除后，排长检查。本来卫生打扫得挺好，偏偏云南曲靖籍士兵刘应生的一副绑腿藏在墙洞里没洗，让排长发现了。

“集合！”排长喊了一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