少年锦时（现代 兄弟）

十七岁的时候我问自己，会勇敢吗？会是伟大的人吗？会做自己喜欢的事吗？会成功吗？

十八岁的时候我得到答案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

【一】

我控制住想要呕吐的冲动，一路狂奔到电话亭，哆嗦着把一枚硬币按进投币孔，然后拨电话给陈澈。

第一次没人接，耳边只有几秒一响的嘟嘟声，我“哐”地挂上听筒，拿起来，再按重拨。这样的动作反复三次，听筒那头终于传来人声：“喂？”

我听着陈澈的声音，仰头去看湛蓝色的飘着白云的天空。过了几秒他又说：“请问哪位？”

我低下头说：“哥。”

他停顿了一会，“陈星？怎么了？”

我踩着地上的石子磨来磨去，开口时感到嗓子一堵，然后便说不出话了。

听筒里是长久的沉默，他又说：“陈星？”

我下一秒便不能再止住哭腔，所以我握住听筒，慢慢地挂了电话。我不知道该去哪，漫无目的地走路，这是我高二升高三的暑假，本来应该整天背书做题，但我的情况不太一样。路过一个公共厕所，我走进去洗了把脸，我额头上被碎酒瓶划破了一道口子，本想清洗一下，结果一沾水血反而越流越多，只得作罢。

我靠着洗手台站了一会，这才觉得身上酸痛，我望着墙角上微微被风吹动的蜘蛛网，想这样的日子究竟到什么时候才会完呢？或者永远都不会完。

父母自我出生后就离异了，妈妈去了美国，再无音讯，爸爸是最没用的那一类男人，离婚以后一蹶不振，打牌喝酒，靠领低保凑合着过，心情不好的时候经常打我。他对我没什么感情，所以下手也毫无轻重，最狠的一次把我耳朵打出血了，隔壁张姨报的警，他被拘留两天，回来之后更频繁地打我。

我有一个哥哥叫陈澈，他本科毕业并且已经工作好几年，两年前他搬出去住了，从此不再管这个家。

晃晃悠悠一下午，还是不得不往回走。我家是个两室一厅的屋子，典型城中村式的结构，又霉又潮，采光极差。住在这一片的人都很贫穷，大风车转呀转，栀子花开呀开，市政府的春风却从来不吹拂到这里。我绕过鞋匠门口晒着的一片废纸箱，推开铁门，再打开房门。里面混杂着久不通风的烟酒的难闻气味，我爸烂醉如泥，一动不动倒在沙发上。

我拿来撮箕和扫帚，跪在地上清理那些被他砸碎的酒瓶，有那么几秒钟我在想，不如拿起这些酒瓶然后狠狠地一下一下砸在我爸后脑上。我觉得假如我真这样做了，无论佛祖上帝还是安拉，他们都应当宽恕我。

我是真的受不了了。

我独自坐在窗前，看着外面的光线一点点暗下去，八九点的时候我爸又出门了，他是出去打牌的。楼道里不时响起一阵脚步声，楼上打工的住户陆陆续续回来，我有时会听见叫骂，街道上有运货的卡车驶过，还有夏天发情的野猫......城市像一口洗不净油渍的铁锅，太多的东西在其中翻滚沉沦，总有人在挥霍，总有人在挣扎。

凌晨五点多我爸才回来，他趿着一双拖鞋，看上去又输了钱。我熬着困意去厨房给他下了碗面，端到客厅的时候不小心洒了两滴在地上，他手里捏着报纸，刷一声抽在我颈子上。“笨手笨脚，老子养你有什么用！”

我没抬头，也没吭声，只是拿来抹布把地上擦干净，然后又去水龙头下面洗。

我通过那面并不干净的镜子打量自己，生在这么个家，有这么个父亲，虽然早已看开了，但那一瞬间还是有点绝望。我想我这辈子都不要结婚，也不会要小孩，我拧上水龙头，我爸在吃面，嘴里不停发出很大的吸溜声。人为什么会发出这么难听的声音？我把湿淋淋的抹布甩在水池里，感觉再多一秒也无法忍耐，踩了双鞋夺门而出。

天刚亮，繁忙的城市还没有苏醒，我坐地铁到江对岸去找陈澈，他住在一栋写字楼的16层。我按了九下门铃，正准备按第十下的时候门开了，陈澈将我看了一会，半眯着的眼睛慢慢睁开，但眉毛仍然皱着：“陈星？”

我低头站在门口不吭声，他招了招手说：“先进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