戒尺小记

戒尺，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，是陌生的，他们只是在影视和文学作品中看到、读到过它。同样是年轻人的我，不但亲眼见过，而且领教过它的厉害。也许没有人相信，七十年代的我会与它“朝夕相处”。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被叫做“戒尺”，喊她“戒尺”，就有“警戒”之意吧。

我身边有把戒尺，是祖父传给父亲，父亲传给我的。

戒 尺・ 祖父

祖父是旧社会的商人，解放后还断断续续干过一阵子，是那种杂货铺生意。我不太深刻的记忆里，祖父是高高大个、清瘦的面孔、戴顶狐皮小帽，时常捋着长白胡须的老人，很像中学历史课本插图上的魏源老先生。祖父是面目慈祥，时常挂着微笑，大凡见过他一面的人，谁也不会想到老人家家规这么严，打起孩子来这么厉害。

中国过去的商人与现在的商贾不同，他们大抵文学功底挺厚的。祖父的毛笔字写得潇洒飘逸，是我学龄前启蒙的贴子。现在说来，谁也不会相信七十年代的我还受着“人之初、性本善”的教育。父亲那时为两位老人和九个孩子的生计奔波，自然没功夫教育孩子。也许作为商人的祖父想使自己的家庭成为“书香门第”的那种，对几个孙子孙女的教育极费心、极严厉。大概中国社会子女的教育，不是由父母而是由祖父母来完成的，贾府就是一例，不过女人的教育大多是“哄”和“劝”，如贾母，若贾父在，宝玉这个“混世魔王”不知要挨多少板子呢。

祖父的戒尺挂在堂屋中堂左边的墙壁上。戒尺，也就尺把长，一寸宽、两头微翘、油黑发亮；那黑掩盖了它的质地，到底是竹片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做的，我不清楚；一头钻了孔，穿了绳，可以吊起来―儿时的它是我再熟悉不过的“伙伴”。

祖父的“家规严”和“爱干净”在小镇上是出了名的。

那时，哥和我是跟着祖父歇的，夏天为他打扇赶蚊子纳凉，冬天则先爬上床去暖被窝。每天早上，无论是三伏盛夏还是三九寒天，祖父总是令我们“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院”，为他倒痰盂便罐，把屋里院内打扫一遍，开始背头天识的字或诗或词。学习偷懒，或在外调皮捣蛋邻居告上门来，就要和戒尺“亲吻”了，有时用手掌，大多是用屁股蛋子的。来到祖父面前，手掌伸开，五指并拢，然后问你“在外面做了啥事”，你就要把在外面的所作所为讲述一遍；又问“这事做错了没有”，“错了”，“错在哪儿”，自己指出错在哪儿；又问“该不该挨打”，“该挨”，“挨哪儿”，“挨屁股”，“挨几下？”……那时至少挨三下，或者四下、五下，绝对不敢少于三下的，我们也不愿多挨一下，所以“三下”就成了定数，不假思索的数字。祖父左手捏住你的手，右手拿戒尺，当时你就感到扬起的戒尺带出一道寒光，发出清脆响亮的声音，边打边问，“这回记住了吗”，“记住了”，“能改吗”，“能改”，“下回还敢这样吗”，“不敢了”。打一下问一声。这些回答是带着哭声说出来的，现在想来可笑。挨屁股与挨手掌程序差不多：找块砖来，自己扒了裤子跪在上面，然后是照例的回答和挨打程序，完了，提上裤子，自己再把砖送回原处。

现在看来，祖父的打孩子挺有“学问”的：不打要害部位，既让你体会到什么叫“刻骨铭心”，又不至于伤了身体；让你自己选择“挨哪里”和“挨几下”，挺讲“民主”的；让你知道做错了什么事，以便下次改正，至少不再犯同类错误；打男孩子多，女孩子少，打小孩子多，大孩子少，没外人在场时打，有外人不打―维护了孩子的自尊心。